编者按：北京大学严绍?教授，冷坐板凳14年，往返东瀛廿余次，勉力进行日本藏汉籍的调查、整理与研究工作。历经烦难，终成大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不日将由中华书局公刊。严教授此书对近两千年来流传于日本列岛的我国浩如烟海的汉籍文献，作了一次总体上的梳理，钩沉了存在于日本的汉籍善本七千余种（约占日藏汉籍善本总数的80％以上），其是不少为国内所阙佚，凡400万字于日藏汉籍研究领域，实为空前之大作。日本汉籍研究权威尾崎康认为，此书“以具有很高的学术性的资料，从一个方面阐明了日中文化交流的历史，它在一个基本的又是特殊的领域中，把日本文化史介绍给了中国，并且有助于释疑中国文化史上的未知部分。”下面我们刊发的是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为严教授新著所作序文。
鸦片战争前，有时代危机感的龚自珍，关心世界大事，记载中日学者访求佚书的交往。此后，黄遵宪、杨守敬在日本访求海外汉籍，曾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前辈学人访求海外汉籍，他们的目光着眼于“访书”，寻访中土失传而东土现存的珍本古籍，而没有从文化交流的大局作进一步系统的探讨。看到北京大学严绍?教授的新著书稿《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心开目明，十分欣喜。
作者用力之勤，功力之深，超过前人。他历时十四年，往返中日两国二十余回，利用一切的机会，遍访日本公私藏书机构，广泛接触日方的汉学家。以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博得日本汉学家们的钦重，因而能够接触到一般读者难以接触的善本珍本。有利的外缘再加上他探索文化交流现象的宏愿、锲而不舍的毅力，使他达到了文献整理的新天地。
中国的文化继承，有述而不作、以述为作的传统。后世学者为增加当时社会发展的新内容，有时故意进行篡改，使“六经注我”。越是流行和通行的古籍，其原貌改易越多。伪经伪史也往往因此而孳生。传入日本的古籍，得以当时传入的原貌保存下来，这对于我们中土学者校勘原著，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也应看到，中土典籍历经改易，也属事出有因，其失真之处，有时乃有意为之，亦自有其时代的特色与时代的价值，不能以其有失原貌而轻视其时代的价值。
旧的文献学者，如乾嘉大师们，对古代文献的整理做过杰出的贡献。但他们毕竟是古代的学者，缺乏历史发展观，也缺乏现代科学方法的训练，其缺点是就书论书，没有站在更高的角度观察日本的汉文书籍对两国文化交流过程蕴藏着的深层涵义。严绍?教授编著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体现了现代学者治学的方法，透过中日汉籍交流的现象，揭示出文化交流的脉络。读此书，不仅广其见，也能助人开思路。
1982年，国务院召开全国古籍整理工作规划会议，决定编辑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以山西赵城金藏为底本，参照另外八种版本校勘，标出各本异同。八种版本中的《资福藏》，国内已佚，是杨会文由日本购得，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在历代传世的《大藏经》中，又增加一个新版本。这是中日文化交流取得良好成绩的最新见证。
中华古籍流散到海外，有的出于正常渠道的公平交易，这是值得称道的；有的并不是由正常渠道，而是由中国藏书家的不肖子孙贪图近利而以贬抑之价售出的；也有不少是被掠夺出境的。就文化遗产本身来说，一切有价值的文化成果（书籍也在内）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应当为人类所共享。但是，身为文化的创造者和所有者，眼望着祖先的遗产流散到天涯海外，自己检寻反倒要请求别人的允许！严绍?教授在本书中叙述了访阅日本静嘉堂藏书的心情，每个爱国知识分子都会引起同感，心情复杂而沉重。这种沉重的心情是只有经历过多灾多难的20世纪的中国人，才能体会出来的。纂辑于15世纪的《永乐大典》，是当时最大的一部类书，1900年八国联军占据北京时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我们光有爱中华民族的热情还不够，还要有一个足以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强大的国力，才能保住它。
文化交流的双方，其水平的高下关系到交流的主要流向。揆诸中外史实，总是文化水平高的一方流向文化水平相对低的一方，文化低的一方往往成为“接受者”。本书中所记，中日文化交流以隋唐为最盛，唐代的文化水平明显地高于同时代的日本。后来历经宋元明清（初），其势不减。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的文化典籍、典章制度、哲学思想等对日本有可资借鉴处。鸦片战争后，中国国势不振，文化水平特别是科学技术方面，在世界文化大国中处于落后地位。中国典籍不再呈现隋唐宋元明清（前期）滚滚东流的势头，这时的知识分子反倒赴日本寻求新知识，翻译新典籍到中国来。
国际交流，有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三个方面。经济效益是内在的推动力。本书中指出，日本江户时期，即我国的明末和清代的前中期，中国出版的新书，有的在两三年内便在日本流通，主要的动力是经济利益推动，书商有利可图。像《太平御览》在中国是禁止出口的，却也能成套地运到日本。当时的日本政府，曾明令禁止海外贸易，但长崎的书市并未停止。只要有利，商人会主动进行。文化交流可以增进双方的了解和友谊，也能促进经济交流，而政治交流则是其它交流的保障。有时，双方都有交流的愿望和要求，但政治上出现障碍，也会妨碍经济和文化的正常交流。古代的丝绸之路，欧亚文化由这里沟通，对双方都有利。由于政治原因，战争的影响，这条路有时便不通，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也无从进行。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有千年以上的光辉历史，有许多引起两国人民美好回忆的故事。但由于近代军国主义好战分子发动侵华战争，光辉友谊的画卷一度遭到污损。
当严绍?教授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出版之际，作为一个亲身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是从中日文化交流的曲折道路上走过来的中国的老一辈的学人，深知战争之可恨，和平之可贵。我祝愿中日两国人民、两国的学术界，一定要以史为鉴，把中日文化交流推向健康发展的道路，共同迎接21世纪。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中日两国的学人应共同努力，造福于全人类，责无旁贷。
